「杜拜經驗」：願景、開放、執行力---台灣一定要引以為鑑!!!－非常新加坡

「杜拜經驗」：願景、開放、執行力

看到杜拜的一幢幢新大廈的爭奇鬥豔，就想起十年來竄起的的浦東；看到它20多年前還是一個小漁港的錄影片，就想起當年的深圳；看到它們政府官員信心滿滿的在描繪五年、十年後的願景，更使我懷念台灣經濟起飛時的那群廉能官員：孫運璿、李國鼎、趙耀東、王昭明……。台灣也曾有過輝煌的經濟發展紀錄：在經國先生主導經濟政策年代（1969～1987），平均年經濟成長率為9.0％，平均年出口成長率為26.0％，平均失業率為1.7％。
　　好漢不提當年勇。看看近年的台灣：經濟成長率緩慢、薪資難以調增、外人投資大幅下降、內需市場疲弱……，這些指標正是政策空轉、競爭力下降、投資信心喪失、兩岸關係僵持的綜合結果。
　　實地參訪杜拜之後，使我們相信吸取「杜拜經驗」，可以幫助台灣打開困局，試以下圖來概括「杜拜經驗」的發展次序：
　　杜拜當然有它成長的痛苦與失調。例如從當地居民的收入、教育水平、工作性質與引進的專業人才相比，有重大的落差。西方專業人士的生活習俗，仍會與傳統伊斯蘭價值出現不協調。
　　從經濟發展前景看，杜拜除了變成全球奢華度假中心之外，是否要運用部分資源提升軟性實力（soft power），在教育、醫療等方面異軍突起，如構建一流的世界和平大學、全球兒童疾病醫院。事實上阿聯首都阿布達比已經在文化這方面領先一步：安藤忠雄在設計海事博物館、法蘭克．蓋瑞在設計古根漢博物館、羅浮宮第一次走出法國，也將落腳阿布達比。

台灣要借腦袋

　　以台灣當前的經濟困局和炫耀式成長的「杜拜經驗」來比較，有幾點不同：
　　（1）杜拜的官員花心思告訴全世界，他們有信心可以「化不可能為可能」；台北的官員花心思告訴選民：為什麼他們做不到（全在反對黨！）

（2）杜拜的官員花心思在經濟發展，焦點在未來的願景；台北的官員花心思在政治運作，焦點在清算政治舊帳。
　　（3）杜拜的官員擔心執行的計畫能否變成世界第一；台北的官員擔心自己的官位能否保住。
　　（4）杜拜因「開放」得救，借國外的腦袋，把杜拜推上了國際舞台；台灣因兩岸關係僵持，白白地喪失了商機及雙贏的可能。
　　（5）20年時間使杜拜變成了世界地圖上一顆閃耀的明星；十年時間使台灣幾乎在地圖上消失。
　　（6）借用佛里曼的引喻，對杜拜，世界是平的，熱情地在擁抱它；對台灣，世界是不平的，冷酷無情地在遺忘它！
　　另一方面，台灣也不要滅自己威風。與杜拜相比，我們也有很多優勢：在高科技、在製造業、在創業人才、在投資經驗、在地理位置、在天然氣候。我們今天的困局用最赤裸裸的話說：完全出在政治層面，那就是政治掛帥、政策空轉、政風敗壞，導致全面的政不通人不和。
　　台北的出路只剩一條：從總統府、行政院到國會，同心協力，拋棄那些「不可能」「無效率」的政治議題；一起決心提升那些「可能的」「有實效的」經濟、民主、文化等人民最關心的領域。重新匯聚全民的願景、結合產官學的力量，再攀高峰。台灣充滿信心地向全世界宣布：十年之內我們會出現世界一流的大學、醫院、研究中心、文化中心、漢學中心、社區、海灘、國家公園……。

　　如果能使「大可能」變成「真可能」，台灣才能立足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