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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杜拜經驗」:願景、開放、執行力


看到杜拜的一幢幢新大廈的爭奇鬥豔,就想起十年來竄起的的浦東;看到它20多年前還是一個小漁港的錄影片,就想起當年的深圳;看到它們政府官員信心滿滿的在描繪五年、十年後的願景,更使我懷念台灣經濟起飛時的那群廉能官員:孫運璿、李國鼎、趙耀東、王昭明……。台灣也曾有過輝煌的經濟發展紀錄:在經 國 先生主導經濟政策年代(19691987),平均年經濟成長率為9.0%,平均年出口成長率為26.0%,平均失業率為1.7%。
  好漢不提當年勇。看看近年的台灣:經濟成長率緩慢、薪資難以調增、外人投資大幅下降、內需市場疲弱……,這些指標正是政策空轉、競爭力下降、投資信心喪失、兩岸關係僵持的綜合結果。

  實地參訪杜拜之後,使我們相信吸取「杜拜經驗」,可以幫助台灣打開困局,試以下圖來概括「杜拜經驗」的發展次序:

  杜拜當然有它成長的痛苦與失調。例如從當地居民的收入、教育水平、工作性質與引進的專業人才相比,有重大的落差。西方專業人士的生活習俗,仍會與傳統伊斯蘭價值出現不協調。

  從經濟發展前景看,杜拜除了變成全球奢華度假中心之外,是否要運用部分資源提升軟性實力(soft power),在教育、醫療等方面異軍突起,如構建一流的世界和平大學、全球兒童疾病醫院。事實上阿聯首都阿布達比已經在文化這方面領先一步:安藤忠雄在設計海事博物館、法蘭克.蓋瑞在設計古根漢博物館、羅浮宮第一次走出法國,也將落腳阿布達比。


台灣要借腦袋



  以台灣當前的經濟困局和炫耀式成長的「杜拜經驗」來比較,有幾點不同:
  (1)杜拜的官員花心思告訴全世界,他們有信心可以「化不可能為可能」;台北的官員花心思告訴選民:為什麼他們做不到(全在反對黨!)


2)杜拜的官員花心思在經濟發展,焦點在未來的願景;台北的官員花心思在政治運作,焦點在清算政治舊帳。
  (3)杜拜的官員擔心執行的計畫能否變成世界第一;台北的官員擔心自己的官位能否保住。

  (4)杜拜因「開放」得救,借國外的腦袋,把杜拜推上了國際舞台;台灣因兩岸關係僵持,白白地喪失了商機及雙贏的可能。

  (520年時間使杜拜變成了世界地圖上一顆閃耀的明星;十年時間使台灣幾乎在地圖上消失。

  (6)借用佛里曼的引喻,對杜拜,世界是平的,熱情地在擁抱它;對台灣,世界是不平的,冷酷無情地在遺忘它!
  另一方面,台灣也不要滅自己威風。與杜拜相比,我們也有很多優勢:在高科技、在製造業、在創業人才、在投資經驗、在地理位置、在天然氣候。我們今天的困局用最赤裸裸的話說:完全出在政治層面,那就是政治掛帥、政策空轉、政風敗壞,導致全面的政不通人不和。

  台北的出路只剩一條:從總統府、行政院到國會,同心協力,拋棄那些「不可能」「無效率」的政治議題;一起決心提升那些「可能的」「有實效的」經濟、民主、文化等人民最關心的領域。重新匯聚全民的願景、結合產官學的力量,再攀高峰。台灣充滿信心地向全世界宣布:十年之內我們會出現世界一流的大學、醫院、研究中心、文化中心、漢學中心、社區、海灘、國家公園……

  如果能使「大可能」變成「真可能」,台灣才能立足世界。


 


※本文摘自遠見雜誌作者:高希均   出處:20074月號 /全球卡達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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